刘伟教授一次论坛的演讲，推荐！！

第94讲：刘伟《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日期：2009年10月17日

时间：15：30—17：00

地点：珠海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嘉宾：刘 伟

主题：《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主持：黎棋

讲次：第94讲

主讲人简历：

刘伟，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黎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珠海文化大讲堂，珠海文化大讲堂到今天已经举办90多期了，可以说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到过这个大讲堂，像王蒙、于丹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了珠海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形成市民的文化盛宴、文化品牌。

说起文化，“京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四个非常出名的公子，并称“京城四少”，几百年后拍了一部电视剧，好像是刘晓庆主演。现在我们说到“京城四少”不是想到这四大名公子，而是北京四位年轻少壮派的经济学家，这其中有一位以极富个性而出名，比如说他很多言论大家耳熟能详，像“水灾能够拉动GDP的增长”等等，他就是“京城四少”之一，来自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市博士生导师刘伟教授，我们掌声欢迎他!

(观众鼓掌)

主持人黎棋：今天刘教授给我们主讲的题目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我们掌声有请刘教授!

刘 伟：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珠海文化大讲堂，也特别高兴有机会跟在座的同志和朋友讨论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

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点，讨论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第二点，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第三点，针对这些情况宏观经济政策做了哪些变化和调整。

第四点，讲讲中国经济在这个问题和背景下前景和趋势有怎样的变化。

我讲到5点钟之前，我们有半个钟头的会场互动讨论，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可以直接讨论，中间就不再休息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经济增长是宏观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总体运行和增长情况，从宏观来说，如果在2007年提“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经过08年到现在，我们再提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争议就不大，或者说人们的共识程度就非常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底主要是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是主要问题呢，还是说经济衰退、产能过剩导致经济萧条失业是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当时争议特别大，两年来人们的共识程度很高，高在哪里呢?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周期。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是制止衰退，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反萧条、反失业，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争议，但是共识程度已经很高了。我们看一下简单的数据来支持这个判断。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孤立地看这个速度并不低，我们和全世界比2008年全球的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三点多，我们9%比同期全球的平均速度高出两到三倍，中国经济制度和世界比就不低，但是你把它放到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当中比较就会发现变化很大。和07年相比，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3%，08年9%，上下年度之间一下子掉了4个百分点，这个跌幅是非常大的，对国民经济的震动是非常严重的，和07年相比跌幅之大非常少见。上下年度差了4个百分点，在当今世界也很难找。

另外一个，03—07年平均速度比，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反映平均趋势的，03—07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是10.6%，08年是9%，比这五年的平均速度低了1.6个百分点，第一低的幅度很大，第二是低了一个速度，说明08年的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拐点。经过03到07年改革开放最高速度的持续增长以后，08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拐点，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这是和这五年的速度比。进入08年，08年这一年四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趋势是直线下降的，非常鲜明。08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0.6%，我们当时震动挺大的，07年是13%，08年是10.6%，一下子掉了2.4个百分点，新年伊始一下子低了这么多，这个对我们震动比较大。我们当时做了比较认真的总结和讨论，为什么?08年春天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有一场暴风雪，咱们这边应该没问题吧?当时很多地方，江西、湖南、湖北都有一场暴风雪，一个是把输变电的电路、电网破坏了，另外把高速公路破坏了，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使增长速度从13%跌到了10.6%。如果是这个原因，第二季度应该好，春暖花开应该好一些。但是第二季度更糟糕是10.1%，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了。第三季度更可怕，我们是9%。第四季度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公布数字是6.8%。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季度经济增长率低于7%是很少见的。一直到09年第一季度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是6.1%，这样更可怕。从08年春天到今年春天连续15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0.6到10.1，到9，再到6.8，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5个月直线下降，连一个所谓的波动性都没有，这种情况极其少见。从这几个数据来看，08年GDP增长9%，静态地和世界比我们不低，但是动态地和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相比很耐人寻味。实际上和上年比跌了4个百分点，和前五年平均趋势比跌了6个百分点，连续15个月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是直线下降，甚至改革开放30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9.8%，我们去年9%比这个平均速度都是要低的。以08年为拐点，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持续下降的新时期，这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区。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遇到最突出、最紧要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衰退、经济萧条，这个东西一旦出现以后就带来一系列微观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不好，北京市到八月份才改变财政负增长的局面。

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情况糟糕，现在我们说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有问题，很多企业是生存问题，不是盈利问题。国营企业，上个星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讲，中国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央企行业利润空间普遍下降，这是从微观上看。地方财政有问题，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利润空间出现严重的大幅度下挫。从市场层面看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货物运输量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珠海到北京的高速是京珠高速应该是比较繁忙的，现在我不知道情况，我估计情况应该好得多。京珠我没怎么走，我前不久走了一次京沪，从北京出来应该是最拥堵的，前两个月我走(了一趟)看到非常通畅，没什么车，特别是运货的车很少。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货运量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表明市场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交易量买卖减少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东西卖不出去就搁仓库里了。经济学上有一个叫“企业存货”增大了，在统计上有一个指标就是仓储业营业税收入，这个指标就大幅度增加了。我们08年到现在货运量的增速大幅度降低，和这个降低相对应的是仓储业营业税收入大幅度增加，这就是存货、过剩。这是从市场层面看。从微观看不好，市场层面看也不好。微观情况汇集到一起反映一个宏观态势，宏观情况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持续下降，反映成集中的矛盾和问题就是社会的失业率攀升。我们07年城镇官方登记失业率是4%，4%是多少呢?折成人数是1000万;08年中国官方登记城镇失业率4.2%，就是1000万多一点;今年我们两会的时候宏观调控政策目标锁定，官方登记失业率我们要求它不超过4.5，就算保住4.5。从07年开始到现在这三年中国城镇官方登记失业率直线上升，从4%—4.2%，再到4.5，今年4.5不一定控制得住。今年通缩问题不大，我们控制在温和的通胀，首先不要通缩，通缩的警戒线是2%，不要到2%以下;第二不要超过5%，如果今年物价上涨率控制在3%—4%左右就是比较理想的，是“温和”的通胀，这个目标问题不大。因为一到四月份CPI、PPI都是负的，给下半年物价上涨留了一个空间，就算打平都控制在3%到4%的通货膨胀率，问题不是很大。其实我们现在担心的今年不是通胀，而是不要掉入通缩陷阱，物价问题不是很大。

经济增长今年要保八。今年第一季度6.1%，第二季度扩大内需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7.9%，平均起来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1%。全年能不能保八?首先国际市场不要恶化，目前国际形势恶化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第二秋粮要丰收。今年秋粮农业生产不要大面积受灾，目前今年秋粮丰收已成定局，虽然西北部有一点旱情，中国这个大国每年局部受灾是有可能的。秋粮问题不大，中国食品价格就稳住了，中国的CPI(消费品价格)问题就不大，中国食品支出占中国老百姓家庭消费支出43%左右(恩格尔系数)，中国不是一个很富的国家，所以广大居民消费当中吃的支出占比相对比较大，只要把食品价格稳住，整个消费品价格吃、穿、用、住、行基本上可以稳住。CPI稳住以后，说明政府刺激需求的力度敢进一步加大，即使进一步加大刺激需求措施，需求扩张，消费品物价不会大幅度上升，社会能够承受，这样政府就敢加大政策力度。如果政府敢加大政策刺激需求力度的话，国际经济环境如果再有所好转(至少不恶化)，那就意味着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上半年能快。上半年平均7.1，如果下半年快一点的话，今年全年保八有希望!

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失业率的目标，我们想保4.5困难比较大。

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慢中国失业压力就很大，而且大家知道，按照当代世界经济的经验，失业的“红灯线”是7%，一个国家失业率达到7%，我们通常说这样情况下就进入“失业红灯区”了，你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要为失业让路。大家可能也注意了，像奥巴马、默克尔等人，还有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总理最近采取一系列政府救市的计划刺激经济措施，评价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有效性论证到最后的结论，他们把它归结为“因为这些措施提供了多少万个就业岗位”，他这个就当作主要支持和评价标准。因为这些国家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警戒线7%，美国应该是9%以上，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应该都超过7%的警戒线了，到警戒线以上了，你所有的宏观措施都要从这里出发了。

我们中国去年是4.2，今年力争控制在4.5之内，似乎和7%还有一定的距离。其实不然，中国的4.5是官方登记城镇失业率，这是说纳入城镇失业保障体系的人员，他不在这个企业领工资，到城镇保障系统领取生活费。这些人有两个问题。

首先没有含城镇“隐蔽性失业”(人口)，这个企业没有倒闭工人没有失业但是停产了，没开工，工人每周工作不到一两个小时，在国际上所谓的隐蔽性失业就是指，你每周工作的时间低于几个小时，虽然名义上没有失业，但是实际上是失业的。这个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政府鼓励“隐蔽失业”，明确不许国有企业裁员，这就是隐蔽失业。

还有社会调查失业率，根据中国这几年的经验，我们调查失业率通常比官方登记失业率高两个百分点，甚至两个百分点以上。就意味着，中国一旦城市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上真实的城镇失业率是6.5，甚至6.5以上。前不久在北京开会讨论“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指导思想时，大家提出来，失业率指标能不能把“社会调查失业率”考虑进去，根据社会调查失业率制定政策，而不是根据官方登记失业率，因为这个和现实情况脱节比较大，当然最后还要看中央是否采纳这个意见，因为官方登记失业率没有含隐蔽失业率。这还是其次，再有一个是中国官方登记城镇失业率，是城镇，而没含农村。其实中国最可怕的真正将来失业要出问题的是在农村，因为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有待转移，如果这一部分安置不好，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各盲从的秩序会产生严重冲击。中国劳动力一共7亿多，农村劳动力5亿，城镇2亿多，这些年我们转移出来两亿多，一亿两千万进城了，叫做“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非驴非马的东西，是农民又是城里的工人，到底叫什么?所以我们叫“农民工”，为什么又是农民又是工?是这么一批人，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但生活方式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这种人大概有一亿两千万。

还有一亿多叫“离土不离乡”，就是乡镇企业，现在叫做股份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他人在乡下，但是已经不从事农业了，从事工业制造业等等，吸纳了一亿多一点。

两者加在一起两亿多。目前我国务农的劳动力还有三亿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一共18亿亩耕地，需要多少人种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东西南北都找了几个点，东南是浙江京华地区、西南找的是四川昌西地区、东北找的是辽宁朝阳地区，我们调查这些传统农业大县。我们调查从18—44岁健康人(准劳动力)一天八小时工作主要种地，我们看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技术支撑这个准劳动力一年可以种多少亩地?这就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有多少?调查出来南北有差别，旱地、水田不同，平均一个人种十亩地，在中国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问题不大。中国18亿亩耕地最多需要1.8亿农民，既没有进城也没有去乡镇企业的农民是3.4亿，实际上有1.6亿是失业的，他随时准备冲击城市的就业市场，随时准备转移。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一块都没有考虑，你只要是农民就被视为充分就业的人，农民不存在失业，因为你有一块土地，你有多大力气照着土地使。中国失业统计指标里是不包括农民的，但是农民实实在在是劳动者啊，他也需要生产资料，他没有稳定收入的话肯定会给社会带来问题的，不是说不统计就不存在啊。虽然我们官方登记城镇失业率是4点多，离国际所说的7%的失业红灯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真正的情况城乡加一起恐怕远远超过了7%。我们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反衰退”、“反失业”，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说如果07年这么讲可能还有争议，到底通货膨胀是主要的，还是经济衰退是主要的，到底是经济过热是主要的，还是失业是主要的?如果那时候还有分歧的话，现在大家的共识比较高了，现在程度都比较严重了。

现在讨论第二个大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

为什么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由此导致宏观微观上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宏观上的失业率上涨。我们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际原因，一类是国内原因。

国际原因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有两个判断。第一个，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是100多年来发达国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这个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甚至比1929—1933年还要严重，影响还要广阔。第二个判断，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恐怕也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最为严重的一次。一个是在西方最为严重的危机，一个是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最为严重的危机。所以，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导致的衰退，是空前的。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发生，从美国就传递到了它的实体经济。美国情况不太一样，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美元是具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是二战以后确立下来的，一朝一夕是难以改变的，如果别的国家的货币发生问题，金融秩序发生危机影响可能有限，甚至包括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都很有限，但是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所以它如果发生金融危机，美国金融秩序的混乱、金融信用发生危机，绝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货币发生问题可比拟的。

再有一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向实体经济传递。我们知道，如果是企业破产导致银行烂帐(最终)导致危机是一种，从金融向实体经济传递是另外种方式，这两种不一样。如果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递，首先冲击的是对银行依赖度高的实业，银行发生危机时这些部门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从产业的技术特征来说，就是规模经济起点要求大的，这个产业要生存，在国际竞争当中要有优势，你的规模一定要大才有规模经济的效益，这样的产业自有资本再大，由于规模经济要求起点大自有资本支撑不住，必须要依靠金融资本、银行。这样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呢?

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业要求的规模经济起点是比较大的，这个是指一个成熟的城市房地产开发商是不能过渡竞争的，不能太多。不能说一个城市不大到这里做房地产开发的几百家、上千家，那样不行，应该是没有几家。房地产开发有地域性，实际上是适度竞争，什么是适度竞争?带有一定的寡头性质，不一定完全垄断，但是就若干家，数量不多，大家规模要足够大，大到一定程度土地储备能力强、持续发展能力强，然后融资信誉高，资金链稳定，不会由于资金链断裂把期房的风险甩给购房者。

还有一点，规模大，开发成本平均摊到单位面积时摊得薄，所以效益相对高。所以房地产行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过渡竞争或者说完全竞争的领域，厂商不多，但是每个厂商要规模足够大。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你认真想想香港市场上的房地产开发商有几家?都很少。政府就对他们发三张牌：第一土地;第二规划，政府有红线图，按规划跟房地产商谈;第三是基础设施，政府在做基础设施引导。有这三条，政府基本上把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秩序就掌控住了。所以(房地产业)不能太多，数量多的时候做不大，每个单位成本就太高，这样消费者就享受不到规模效益带来的低成本、低价格的好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的风险非常大，它不大、融资能力不强，资金链一旦断了以后风险就转给购房者了，所以风险很大。房地产行当从一定意义来说规模经济的起点比较大，所以它往往对银行依赖度比较高。

除了房地产，还有汽车制造，作为消费品的轿车的规模经济要求很高。在现代社会一年没有20、30辆的车进入市场这个企业是很难生存的。中国这方面教训比较大，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曾经是世界之最，一、二百家，全世界加在一起都没有中国数量的多，但是中国全部加起来的产量恐怕不如国外某一家像样厂商的规模。(这是前些年的情况，这些年也在改变了。)汽车也要大的一定的规模才有钱可赚，所以对银行依赖度也大。

第三个是冶金。

再比如重化工、石化等等都是属于规模经济要求起点比较高的。

还有信息、网络，建信息网的移动通信、固话通信是一次性通的，规模一定要上去，否则赚不了钱。包括地铁，规模要上去，营业里程要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生存的。

这类东西规模经济起点大，对银行依赖度大。这些行业的产业技术有一个特征，往往是要求的资本密集(资本规模大)、还有一个技术密集(往往要求最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同时有一个劳动密集，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来说吸纳就业的作用非常大。越是规模经济起点大、对银行依赖度大的产业，往往特点是集劳动、资本、技术密集为一体的。一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果首先从金融危机发生，然后向实体经济传递，实体经济当中规模经济大的首先受影响，往往是劳动、资本、技术密集程度高的，所以这种传递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特点，危机一开始失业率就上去了，只要金融危机开始发生马上就带来失业率非常突出的情况。

我们这次07年6月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美国马上失业率上升，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对世界的影响程度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的，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GDP占全球的1/4，它确实是帝国主义。美元和日元、欧元、英镑都不一样，它是核心。美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它实体经济发生衰退以后，对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秩序都影响很大，就拉动全球经济出现问题。08年全球经济增长3%多，当时预计今年大概1%多，大概跌一半。但是世行几次修正它的预测，今年看来全年全球增长在零增长左右，不进入负增长状况就比较幸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影响有比较大了，因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和世界联系的深刻性质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程度深。

反映一个国家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其中有一个突出指标，这个指标不一定科学，但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的水平，就是“外贸依存度”，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总数，这个比重越高，我们通常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外贸关系越密切，也就是“外贸依存度”越大。中国去年的外贸依存度是67%，意味着去年中国GDP的总量300670亿人民币，它的67%是多少?20万亿多吧。中国进口和出口加在一起总量已经超过20万亿人民币了，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在这条件下，根据中国这几年的经验，中国的进出口关系(特别是出口)跟中国经济增长对应关系是这样的。按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出口每增长10%，在相应的制度、技术、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管理方式的国情下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美国、日本不一定，中国十年前和十年后可能不一样，我们看经济学是经验的科学，我们看这几年的经验大概是这样的对应关系。前些年，03—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每年经济增长率是10.6%，出口每年增长20%以上，甚至个别年份达到30%以上。说明什么呢?在这10.6个百分点上，每年大约两到三个，甚至三个以上百分点是由出口贡献的，是出口订单提供的经济增长。因为每出口10%拉动一个百分点，现在是20%以上，所以出口拉动的应该是两到三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目前的大体情况。

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率是多少呢?今年1到6月份中国出口增长负的20%多。大家学过数学的，出口增长10%拉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如果是负10%，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负的一个百分点。按这个计算，我们把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前几年(03—07年的高速增长相比)，03—07年出口贡献率是3个百分点左右，现在由于是负的，所以减少了两个百分点甚至以下，现在和当时比，由于出口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现在的速度和当时的速度相比减了5个百分点。当时是贡献三个，现在是削掉两个，由于国际市场变化、出口变化，差不多减了五个百分点，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市场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西方人自己说这是它百年来最深刻的危机，对我们来说，这是百年来西方对我们经济影响最深刻的时期。精确来算，搞不好出口影响的经济增长百分比是五个还有多呢。

现在说“扩大内需初见成效”。第一季度是6.1，第二季度是7.9的经济增长，这完全是扩大内需政策带来的效果。如果说现在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恢复是03—07年的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7.9就要加五个百分点，因为按照那个水平出口就影响了五个百分点，这样就接近13%了，07年是13%啊，03到07年是平均10.6。就内需来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03—07年的高速增长状况了，那个时候了不起就是13%以上，如果出口达到那个状况，现在内需已经达到了，出口达到的话就接近13%了。所以我们讲“扩大内需初见成效”，内需的拉动已经恢复到了03—07年高速增长时内需的贡献程度了。之所以经济增长水平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平，是由于出口的原因，所以影响了至少五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说扩大内需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初见成效，但是这个成效还没有抵销掉，甚至远远没有抵消掉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国际社会。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国内。

国内主要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在中国来说，我说老实话，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所谓内需是一个投资、一个消费，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如何扩大投资中国人不怕，报项目可能一夜之间就给你报出一堆，各层怎么蒙他们都有办法，如果是投资需求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不大。中国的投资体制是这样，国有企业是主导、国有银行垄断，政府发改委是管家、财政部是国家的会计，要立项一杆子就插到国有企业去，给你一个项目立在那儿。要是你没钱财政给你钱，财政不够银行给你，再不行直接融资上市。李荣融说了，央企80%都上市了。这个好办，这是我们的体制，我们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啊，特别是稀缺资源国家是严格控制的，政府一旦想扩大某一个方面的投资，政府在这个制度下短期内有迅速动员和集结资源来投入的。我们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看咱们国庆大阅兵多好啊，国外都看傻了，米秒不差啊，包括空军那个空中飞行都是几分几秒到达哪条线，都米秒不差。所以这个制度有这个优越性，对付危机时抗击打能力强，风浪来的时候就得船长一个人说了算，否则你商量来商量去，浪过去了，就不行了，集中力量好办事。如果是投资需求不足，我们克服起来有办法，中国重要的是消费需求不足。

中国跟美国形成一个对照，美国是投资需求不足，这是它内需不足的主要问题，因为它是私人资本。如果投资出现问题的话不会取决于政府，资本是私人的，人家不听你的命令，是否扩大投资是私人资本对市场的认识、以及对市场信心的恢复，而不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安排和指示。美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不是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这次经济衰退也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美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

反过来，经过这次危机美国这个民族要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美国历来是超前消费，他们国内有非常完备的消费信贷机制，就是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花。它的社会文化、金融机制、消费信贷机制、流通体制、商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每一种都和消费信贷配套的。中国是一个储蓄机制，把今天的钱放到明天花，所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社会，美国是把明天的钱放到今天花，是一个全面信贷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它的消费相对来说比别的国家超前一些，他尽量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花。更要紧的是美国人利用美元，美元是世界货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都希望有美元，就形成全世界对美元需求很大，你要美元美国人不能白给你啊，你要拿美国消费者最欢迎的东西去美国卖。那是什么东西呢?发达国家就去卖美国没有的技术，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卖什么呢?无外乎三个：第一个是劳动力，我玩命，血汗钱啊，我便宜，我连轴加班干;第二是卖资源，美国人要保留自己的资源不想消耗，这些产品要消耗资源，所以我这边卖给你;第三是环境，咱们就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给美国人消费。这种都不是正常的贸易，我们把干净的水和空气留给美国人用去了，为什么我们喝脏水?是换美元去了。美国更可怕的是，利用自己经济霸主地位和美元核心地位是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征集到美国，供美国人消费。可以啊!你能玩得起你玩啊!我有钱，我能玩得起，我就是让你来，我给你钱。什么叫玩得起?别人拿了你的钱，今天找你要东西的时候，给不出，这叫玩得起?你(卖产品)到美国去供美国人吃喝，人家给你一把美元，现在你拿着这些美元找美国人买东西，我拿了你的钱，我要买你(美国)的东西。我们在“金砖四国”中是老大，赚了22700多亿外汇储备，我们拿美国人的钱要买美国人的东西，我要美国的石油、矿产你都不给，我要你的技术你封锁，那你给我什么啊?给我麦克风、电视机、汽车?这都叫中国制造了，我造得都比你都好了，我要的东西你给不出，你玩不起了!他怎么办?他(美国)现在准备开足马力印美元了，也太孙子了吧!等于那么多年白吃白喝咱们的了，美国要考虑的不是消费需求过热或不足，而是要考虑改变它的消费方式了，不是当年的美国了，你光吃自己的我们没权管你，你把未来的消费需求提前到今天，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你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问题是美国现在吃了全世界的，你要还债，你吃得起吃，吃不起要改变消费方式。

美国内需不足主要问题不是消费需求不足，主要问题是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内需不足主要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样子的。这轮经济危机都在扩大内需，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和美国是不是要调个个。中国这轮经济危机主要在扩大投资，世行就说你(中国)又不差投资要扩大消费;美国这轮主要在扩大消费，所以世行说你美国不要扩大消费，要扩大投资。这两个国家搞反了，能不能倒个个?两个国家的国情和决策方式不是开玩笑的。美国人咱们管不了它，就中国来说，确实我们扩大内需要把着眼点放在扩大消费需求，这一轮内需不足也确实是消费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恐怕有很多原因，首先一个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长期严重地失衡，投资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什么叫需求?需求就是购买力，购买力就是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钱是有数的，你的钱用与投资就不能同时用于消费。你用这个钱打油了就不能买醋了，我们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很精确地测算过中国的投资对消费的排斥作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如果是23%以下，这个时候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少0.6个百分点;如果是23%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减少0.8百分点;如果是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这个时候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绝对量减少，负增长!上半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是33%，这个时候要高度关注了，一旦过33%，投资需求每增加一点消费需求是绝对减少，最后投资和消费加在一起你的内需不一定扩大，到这个时候扩大内需的政策就要全面转向刺激消费。这是最要紧的!中国长期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这对消费有排斥。

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消费需求疲软呢?因为国民收入分配出了问题，有宏观、微观两个问题。宏观上，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人”中间分，中央、省里、市里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这三个数，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一个是居民收入，大家回想一下，在各界政府历年报告里这三个数哪个增长最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差不多是GDP的一倍，如果GDP是增长10%财政收入差不多增长20%，大体上是这样的。最慢的是居民收入，差不多比GDP低30%。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的GDP增长12%，居民收入增长8%。这个排序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企业、居民，政府的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的是居民。这三个“人”拿到钱用于消费的是居民。1998年中国这三个“人”里头居民收入占比重是68%;2008年居民收入占比是59%，十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那就意味着消费萎缩，这很简单，这是宏观上。

微观来说，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意味着有钱人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过快，差距才扩大。有钱人花的钱多，但是花的钱占他收入的比重少，因为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让你敞开了吃敞开了喝看你能吃多少?但是收入是不受生理限制的，可以无限大。所以越有钱的人消费的绝对量越大，消费所占他的收入比重越少。高收入的人只拿其中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剩下的用于投资、储蓄、买保值品，肯定经济增长当中的消费增长要滞后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增长。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和微观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使得消费需求增长不尽人意的原因。

第三个，是中国体制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体制改革搞了30多年，改革带来很大的变化，现在说改革改谁啊?78年说坚持改革，是改什么?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现在坚持改革改什么?不能再说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了吧?那是30年前，现在都没有了，还怎么改。无论是改革对象、改革方式都变了，我今天说30年一代人过去了，那小记者说，现在五年一代，生活方式和理念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不是简单的重复，改革本身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变化。其中一条，改革的中间环节是以企业为核心，八十年代人们关心承包制、90年代关注股份制、现在是以政府改革为核心(不是企业改革为核心)，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离退休养老体制改革，这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企业制度，这是改革的历史变化。我们也知道，越是穷人越是低收入的人对社会共同保障体制的依赖度就越大，越是穷人消费倾向越高，拿到钱之后马上就要去消费，消费占收入比重越大。越是穷人越是需要花钱，如果社会保障体制在改的话，穷人越不敢花钱。穷人对社会保障体制依赖度大，你在变，他就只好存钱。80年代你问低收入阶层存钱干什么?可能说存钱买手表。90年代可能说买家用电器;前些年可能说为了房改;现在都说不太清楚，但是还在存，为什么?应对未来的变化，特别是保障体制不确定时。这样就麻烦了，富人拿钱了却不花钱，穷人需要花钱社会保障体制在动荡中，所以穷人也不敢花钱，有钱人、没钱人都不敢花钱，这个社会消费肯定会出问题。

第四个原因，中国城乡体制差距扩大。中国这些年城市和乡村都获得了发展，但是城市发展速度比乡村快。到2007年中国一个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市民收入的30%，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市场需求动力长期建立在依靠40%多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拉动，50%多的广大农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而且农民不光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还要投资。这不是需求结构的严重扭曲吗?我们现在也可能注意到了启动农村市场，现在“送家电下乡”是好事情，我是完全拥护的。但是我说两条：第一个是“居心要正”，不能说国家困难了、城里人不买东西了，工厂东西卖不掉，失业率上去了得让大家买啊，现在想现在这里还有一堆农民可以买呢，他不买怎么办?就哄他买啊，送到他家门口，再不买给他打折啊，优惠啊。把他口袋里可怜的钱挤出来支援国家渡过难关啊，这样也太孙子了吧!(观众鼓掌)

好日子时没怎么给农民钱，人家收入增长持续落后，现在困难了指望农民口袋里的钱出来支援国家渡过危机，这个政策有问题。要出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要以爱护农民出发。你要落实政策，你把东西送到乡下别找农民要钱，你要钱，人家没钱你送过去管什么用啊?关键是启动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需求，不在于你送什么下去啊，而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这是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利益。农民口袋里有了钱，现在广告这么发达了，不用你送，人家农民不知道商场在哪里吗?不用你送，人家自己不会去买啊。有了钱人家去城里买东西还是享受呢，特别是女同志，你送上去还盘剥了人家的享受了。这是关键的问题，中国启动农村市场战略是对的，50%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什么是需求?收入!最根本的一条出发点是要提高农民收入，这才是真正地启动中国农村市场。我们现在注意到了，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中国的均衡增长如果是在城乡差距二元化显著的情况下，这个大国实现不了可持续的、均衡的增长。我觉得这个非常要紧!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啊，外部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最深刻。内部需求不足，有投资问题、收入分配失衡、改革、城乡失衡等问题，哪一个问题都不是短期的，但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这是第二个问题，形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基本原因，内部的和外部原因。

第三个问题，应对上述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做了哪些调整?

有突出的以下四条。

一、总量政策做出了方向性的逆转。07年年末到08年年初中国宏观经济对总需求采取的政策基本是紧缩的，因为07年年底到08年年初通货膨胀问题显得很突出，通胀问题突出就说明总需求扩张得比较猛，要把物价压下来，就要把总需求压下来，我们把所有压缩总需求的政策统称为“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08年首先是食品价格上涨，猪开始闹猪蓝耳病，猪肉涨得很猛，中国汉族人吃猪肉比较多，影响比较大。北大一天多少万人吃饭，每天早上多少斤猪肉要上来的，学生意见就大了，猪肉涨价太猛了。教育部开了一个会说不准涨，但是肉商是要涨的。这个怎么执行呢?学校要贴钱了，最后把白菜、萝卜涨了，学生意见更大，说你这个白菜、萝卜不得猪蓝耳病怎么也涨。那时候学生也闹得很厉害，学校让我去解释。我说，洗白菜、切白菜、炒白菜、端白菜的人吃猪肉(观众笑声、掌声)，猪肉一涨了，他的肉食补贴就涨了，我的人工成本就涨了，那我白菜自然就涨了，这个东西很简单。说老实话这也是给学生一个解释，人家学生都找你了，就得说。如果不涨的话，我们每天都得贴几十万的钱啊，后来部长说奥运会之前不准涨的，但是算一下离奥运会还挺长时间的。猪肉一涨对人们的影响很大，这不像别的肉。

然后07年底全世界粮食欠收，就是粮食涨价。CPI就涨了，我们涨了8.3啊，涨幅很大。我们开始准备控制物价，反通胀，就要紧缩。08年春天两会时政府工作报告说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是“双防”，第一防“防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第二防“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到总量上涨”，“双防”实际上就是紧缩。到08年7月25号以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大量沿海地区的企业倒闭、停产，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时候中央作出了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到年底情况更加严重，特别是09年春天的两会期间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个时候物价问题从宏观政策调整当中消失了。年初“反通胀”、年末“反衰退”，年初“紧缩”、年末“扩张”，一年之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说这是宏观调控的一大变化，总量政策在一年之内发生了一个方向性的逆转。

宏观政策第二方面的变化，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的组合转变为同方向的组合。实际上03年以后的这轮周期我们的财政政策一直是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都是刺激经济扩大需求，我们财政赤字一直没有取消，国债的规模还在扩大，所以我们不惜举债、以赤字财政的方式增大财政支出。我问大家一个经济学常识，增大财政支出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性的，对吧。财政收入政策就是税收，我们03年以来制度上一直都在减税，实际上怎么收税我再说。也许是一个高税收也许收得低，也许是一个低税收却收得高，政策和实际有差距很可能是有的。从制度来说，这几年我们在减税，03年以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上调，这是减税。企业所得税从08年开始内外资两税并一，内资原来是33%并到外资25%，这对内资来说是一个减税啊。增值税从09年开始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技术设备这块抵扣增值税的比重增大了，按照中央财政部预测今年大概少收1500多亿。

出口退税我们从2004年1月1号对出口企业加大退税力度。06年开始农业税都取消了，土特产税除了烟草外都取消了。从国税这一块基本上都动了，现在再减是要动地税(主要是营业税这一块)，这个轻易不敢动，这个是动摇了分税制的基础了，要重新谈判了。目前这个框架下，从国税这一块能动的大头基本上动了，农业税是地税，我们要求是各地选择时间取消。广东是什么时候取消农业税的?(观众：05年)全国是06年，广东发展速度总归要快一些，肯定要早一些取消。减税是扩张性的政策，是留给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大，购买力增大。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收入都在扩张，但是货币一直在紧缩，从03年开始。

货币政策主要是两块，一块是信贷、一块是利率。

信贷主要看法定准备金率，准备金率上调就意味着商业银行能放出去的款比例减低，要求留在手里作为备付金的比例提高。03年九月我们上调了法定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从6%调到7%，调到去年法定准备金率达到17.5%，按这个在世界范围内是高的，从中国90年代以来也是最高的，比94年都高，94年物价上涨率是24%，94年大家存款的保值储蓄率加存款利率是25，因为通货膨胀率是24%，多少给你保一点。94年我们收紧银根控制物价，那时候法定准备金率是13%。我们去年比那个时候还要高，是17.5%，这是控制信贷。

利率政策方面，我们08年一直加息，现在一年期的基准贷款法律7.47%，还有一个浮动，一浮动上去都是10%以上了，这么高的贷款利率是不鼓励贷款了，这是收紧银根的利率政策。

所以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我说这个是“松紧搭配”，在经济稳定没病时这种搭配是有道理的，经济没有问题时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要双紧、双松，那样经济会忽冷忽热，松紧搭配一下有利于提高经济稳定运行。现在中国经济如果已经有病了你还松紧搭配，就相当于一个人有病你给他吃药，这两个药力是相互抵消的，你那不是延误治病吗?所以我们现在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政府报告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往年了不起3000亿，按照国际警戒线也差不多了，通常都是3%，去年GDP30万亿多一点，30万亿的3%是9000亿，我们财政赤字已经按9000亿安排了，弄不好明年上万亿了，已经达到警戒线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上半年是7万多亿净信贷余额下去了，8月份是8万多亿，这个太猛了，现在整个净信贷余额大约30万亿在外面。

现在主要问题不是货币政策不够积极，可能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银根不紧，有钱。水库里有水都快漫出来了，大堤外面的禾苗都是旱的，但是没有管道可以把水引出去。我们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原因很多，不光是银行问题，不光是货币政策机制问题，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你说中国是流动性过剩还是流动性不足(流动性就是指银根)，关键看银行追企业还是企业追银行，如果银行追企业我们一般是流动性过松，如果企业追银行就是流动性过紧，你说中国谁追谁?难说!因为国有大企业是央企化，央企化就是垄断化，李荣融说以后还要少，他垄断能力还在加强，他不依赖银行。你银行的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对国有大企业敏感度很低，对国有大企业来说是银行追企业，这些企业不缺钱，流动性很强，自我积累能力很强。真正缺钱的是非国有企业，他们解决不了担保、抵押问题，又缺钱，所以拼命追银行。所以很难说谁追谁，你看流动性问题，好餐馆你找几家，是银行请企业吃饭多还是企业请银行吃饭多，就能清楚了，但是也很难说，你知道谁请谁啊。它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货币政策很宽松，但是宽松的政策效果没有很好地体现，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传导不出来，但是政策本身是宽松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货币政策是不是过于宽松了?

这是我们宏观政策第二个方面的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的组合转为同方向的组合。

第三方面宏观政策的变化就是汇率政策，人民币从升值转为贬值。因为从07年年末到08年年初我们主要是反通胀，流动性过剩，票子过多。后来发现一个问题，03年九月宏观经济就紧缩银根，怎么四、五年还是银根过松、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过大呢?一分析，不是国内的信贷投放过多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国际收支领域出了问题，里边的贸易顺差太大，贸易顺差增长过快，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特别快。07年年末我们的外汇储备是16000多亿美元，08年19000多亿美元，刚公布的数据是22700多亿美元，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性质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前段时间有经济学家提出来，说这么多外汇储备政府不会花，干脆分给老百姓算了，让他们去买什么东西刺激经济。这个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这个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钱不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是这个国民、企业老百姓在外面打工挣的外国人的钱，这个钱不能流通，外币不能买卖，你制定一个银行，人家存在你的银行里，国家要动它这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这是你的财产，你国家凭什么把老百姓的钱给分了，这不是抢吗?说把这个外汇储备分给农民的话，用意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经济学常识不对。咱们说市长口袋里有钱你不会用，咱们拿来分了，这不是土匪吗，都抢了。外汇储备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这就有一个问题，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有成本。微观上存在那里，银行要给人付息，到期以后就提走，提汇时你告诉人家外汇不能用，那要用钱怎么办?就换成本币，这叫结汇，等于我把外汇卖给你了，你把本币给我了。外汇储备越多，汇率不变结汇量越大，为结汇付出的人民币更多，付出去的人民币就等于国家投放出去的人民币，这等于流通的票子越多，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我们说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是有成本的，微观上是有利息的。宏观上要结汇，国家要付本币，付了本币以后等于流通中的票子增大了，等于增加了通胀的压力了，所以宏观上有增大通货膨胀压力的代价。当时07年下半年到08年上半年我们反通胀，因为票子太多，外汇储备增长太快，外汇储备结汇时放出去的本币量太大。你要把通胀压力降下来不是要紧国内货币市场，国内已经紧得很紧了，需要控制国际收支里的失衡，使外汇储备里的增长速度得以控制。怎么控制?第一增大出口，外汇储备也能下来，也能花掉。后来发现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咱们不想要。咱们总理、副总理带着人拿着大把支票出去买东西，花不出去，谈来谈去能成大单的老是那几架破飞机，上百亿的老是那几个，主动权不在我们这边。那怎么办呢?就动出口，把出口降下来，经济上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把本币升值。你本币涨多少出口价格涨多少，就等于竞争力降多少，这样就等于把市场让给人家，所以我们加快了人民币上升速度，我们07、08年上升到6.9，一年上升将近7%。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不是反通胀了，现在是反衰退，扩大内需。这个时候外需出口能保多少保多少，能少减一点尽量少减一点，所以我们的汇率政策、贸易进出口、产业政策对我们出口商给予更好的支持、竞争力给予更有力的提升，那是我们宏观调控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把汇率政策做了一个方向性的调整。最近奥巴马对我们有指责，我们本币贬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面临着全球的压力，但是现在全球都贸易保护了，不管它了，美国人都说，“拿美国政府的钱的人不能买中国货，拿美国产业振兴计划的钱的人必须买美国货，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他都那样，咱们怕什么?该保护就保护，没关系的，这是一个博弈的东西。

宏观政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从短期地强调需求管理逐步转向兼顾中长期的供给管理。谈起这个经济学道理很深奥，我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失业率高、企业倒闭，这个时候能刺激需求、能上项目就尽量增加，就算是高能耗的、高污染的也要上。与其让一大堆人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来干坏事，他没事干憋出来的事比这个干的坏事还要坏。凯恩斯讲得很清楚啊，实在不行你让这些人来挖坑，挖了以后填坑，我让你不能出乱子。但这个也不能长久用，只能解燃眉之急，你上了一些这样的项目就是次贷啊。前段时间就有这样的苗头了，前段不合格的现在的立项变成合格了，宏观调控是短期需要，但是不可以长期化，否则经济会受到影响。下跌的趋势一旦遏制住以后，不是要考虑刺激需求问题，而是要改善供给，整个国民经济供给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我们的宏观政策有三句话：“保增长、扩内需”这两个都是刺激需求的;第三句是“调结构”，这个是供给方面，是中长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变化，但是落实起来可能很艰难，要有一套机制。中央说要调结构，地方不一定，地方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还管这个那个，调结构的话调别的地方吧，这很难说，需要一套科学发展观严格的落实和机制的保障，但是好在我们有这个政策规定就好得多了。

这是我们宏观政策四个方面的变化，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最后我再用十几分钟时间讲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政策影响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趋势。

前景和趋势是大家特别是媒体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其实对经济学来说前景和趋势谈起来最没谱的，知道前景的话不就早发财了?(观众笑)。

我讲一个近期(今年)、中期(未来两、三年)、长期(未来二、三十年)。

1)今年会比08年更加困难，从数据看是这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08年增长9%，我们今年力争8%。08年失业率是4.2%，我们今年力争不超过4.5%。财政情况、企业盈利情况可能微观上不比08年。但是如果比较来看，今年比08年困难意味着什么?2008年温总理在两会上讲“2008年的中国经济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困难的一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07年那么好13%，转过头来就最困难了?各种各样议论很多，但实际情况证明08年国际国内情况变化、矛盾最为复杂，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变化速度是最快的一年，整个经济速度下滑、下跌趋势是最深重的一年。08年年末大家对当年年初温总理在两会上说“2008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困难的一年”这个预判大家就达成共识了。现在09年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没有2009年，所以你(2008)最困难，现在有了2009年了所以2009年就最困难了。现在温总理两会上又讲了“2009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这样一讲没争议，大家普遍都认同。从指标来看的确是这样，我们讲09年相比08年更困难，意味着我们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变化矛盾最尖锐、情况最复杂、发展各种累计矛盾最为凝重的年份，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年份”，这是对短期的判断。我们进一步说，在这个时期我们宏观调控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讲两个字“衰退”!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要解决是“反衰退、反失业”而不是“反通胀”，我们讲通货膨胀在今年不会成为现实问题，今年最现实的还是衰退和失业，最主要的任务是“反衰退和反失业”。

2)中期差不多是之后两三年，不至于会比今年更困难，但是不会明显复苏，国际原因、国内原因，你看这些原因未来两三年之内能不能根本克服，如果根本克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我们现在采取种种措施使经济增长下滑速度得到了一点遏制，但是有两句话“基础不牢”，原因还在，经济速度下滑逆转的基础并不稳定;第二我们说“存在着波动的可能”，我们没有用“反复”用的是“波动”，其实就有可能反复，你别看前几个季度还可以，但就有可能反复，我们当时担心防甲流，甲流冬季在北方流传开就麻烦，防甲流就两个字“隔离”，现代经济生活就是“交易”，这个就麻烦啊。我们也担心今年的秋收，今年秋粮收不好，你也不敢扩大内需，马上增长有问题，再担心国际对中国贸易保护的制裁。中国遏制经济下滑的势头是很脆弱的，稍微有一个方面有点儿变化就可能使得下滑势头反复出现。在未来两三年之内这些原因还在，这些原因在的话万一出现一个波动性、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会给我们经济带来麻烦。这是从理论来讲，从经验来讲，中国经济这30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二八定律”。简单说中国经济是五年一个周期，要火火五年，要衰衰五年，到底是经济还是政治因素呢?中国党代会五年一开、整个政府换届(两会)也是五年一次。然后再回到火要十年，是一个长波，衰五年，再热闹五年，再衰，从一个状况回到另一个状况一落一起是十年，一个波段是五年。什么原因再解释，是经济学、还是行政学、还是社会学就再说了，反正这是一个现象。拿到具体年份一对就有“2、8现象”，逢“8”困难1978、88、98，朱熔基总理98年讲“本届政府上台第一年三项工作：一个必保，保经济增长8%”，我们还找了一些理由，说为什么是7.8?因为当时有一场大水，大水冲掉1.75个百分点，灾后重建又拉动了1.35个百分点，两个一抵销，那场大水净损失0.4个百分点，7.8加0.4就8.2啊，不就保八了吗。99、00、01连续三四年通货紧缩，需求疲软，经济非常困难，国有企业各个方面麻烦都很大。08年刚过，这是一个拐点，进入经济增长持续放慢，逢“8”开始困难。

82年火得不行，抢购啊。92年南巡讲话，火得很，94年通货膨胀。又十年，02年开始火，03—07年平均10.6%，经济火得不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五年。咱们离下一个“2”还有几年啊?咱们等那个“火”还有几年。这是讲经验，我们之前讲的理论，为什么两三年都会困难呢?导致它发生的原因都还在。这个是经验判断，一个大国30几年形成的经验两三年内打破可能也是很难打破的，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在下一个“2”之前要怎么弄一下，我告诉大家这个秘密，但是大家富贵了不要相忘哦，到时候赚了钱要给我们学校捐点款啊。(观众鼓掌)

3)长期问题不大。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完成，现在进入了一个加速时期，没有理由加速时期疲软。投资需求最活跃，城市化加速、工业化加速，意味着工业结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这个时候投资力度加大，世界各国到这个阶段都比其他阶段发展快。消费阶段问题也不大。首先工业化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速度加快;这个阶段城市化加速，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生活消费消费水平提高，可能比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还要快;第三这个阶段国际化的结构水平、开放水平在提高。落后国家有一个特点，先学人家消费后学人家生产，因为学消费容易学生产难，往往能刺激你这个，而消费一旦上去了以后有不可逆性。我们说“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消费一旦上去退不下来。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拉动增长，问题应该不大。历史上，英国人是保持了70年的高速增长，法国人是69年，美国是49年，战后的日本29年，韩国26年，台湾24年，新加坡23年，香港18年，到这一块就是高速增长，没什么话说。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一段!按照经济增长速度往后潜在的增长率7—9%，按7%的速度下限，中国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公元2000年人均GDP的四倍;到2030人均GDP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2000年当时人均GDP的10倍;2000年四倍，2020年达到当代国际社会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我们叫做“全面小康的社会”，从产业内容上我们叫“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我们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就是全面完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就意味着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按现在国际化标准全面实现是2030年，2030年之前没有特别意外，中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一个持续高的增长速度。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不要很高，就7%，我们刚刚讲的目标都可以如期实现。2030年以后，中国成为后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完成了，正常发展速度肯定不会这么快了，基数在那里了，就放慢了，但是正常发展预计到2050年我们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是1979年邓小平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我们经济分三步走。

第一步解决温饱。79年的中国没有解决温饱，当时的贫困人口两亿五千多万人，我们84年对外宣布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其实中国真正解决温饱是以取消粮票为标志的。北京是93年五月取消了粮票，那时候说除了北京和西藏全国都已经取消粮票了，所以其他地方应该更早。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首先要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你首先要成为全面小康的社会，所以我们规划2020年全面小康。我们的产业结构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2030年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没有战争、瘟疫、动乱，经济上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前30年平均9.8%的增长速度，未来20、3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长达50年的高度增长的长周期，这是一个可能，我们怎么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要做两件事。第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转变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我们的可能性变不成现实。中国的GDP折成美元四万多亿，占世界6.7%，中国石油消耗接近世界的9%，中国的电消耗占世界10%，铜的消耗占世界19%，铝的消耗占世界22%，钢占世界37%。别的不说，发展方式如果不转变，2020年GDP这里增长四倍，2030年GDP增长10倍，你这儿的消耗跟着增长10倍，你算算，不要说中国的资源支持不了，全世界的资源都支持不了持续增长。过去帝国主义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抢，现在去哪里抢?人家不抢我们就不错了。

另外一个是污染，就是要减排。当年他们污染地球的时候，全世界给他们分担，现在我们要发展了他们要治污。治污要成本啊，中国又是一个对人类负责任的国家，我们早就签了《全球环境协议》了，《京都协议》美国人都不签我们签了。全世界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中国一国的碳排放量是现在每年新增碳排量的50%以上，也难怪人家对付你。要不怎么弄啊?什么暖室效应之类的都找你了，你就要治理，这个钱就很多啊，就买碳排指标，一吨碳排放指标买下来，整个经济成本很高。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参加环境峰会的时候谈了四条，特别是第四条：

“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肯定伤害环境，但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会对环境负起我们的责任。但是有一条，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污染了，没有付费。今天我们要污染了，我们要付费，你们发达国家现在要出钱，因为你当年污染当年没付费。第二你要出技术，因为你发达技术高，你不出技术我们也不会，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我觉得这个谈得很科学。所以我们的发展观念、发展方式要转变，否则我们面临的历史机会确实难以变为现实。第一个要解决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提高效率。

第二个问题，要把发展带来的好处让社会成员公平分享。要解决一个公平问题、一个效率问题，如果发展带来的好处你们一帮人分掉了，中国这个社会肯定要对立起来的。先别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吧，还有争议，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福祉的提高，现代化是我们国家的，我们民族每个人都要从现代化历史当中公平地分享好处。所以科学发展观除了提高效率，还有一条是“以人为本”，为什么?文明创造最后要落到人民大众头上来，就要解决一个公平问题，发展带来的好处要公平地分享。我们中国未来现代化的竞争，如果能把“公平”和“效率”处理好，我们面临的这次历史机遇，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变为现实。

我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黎棋：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纸条提问：在讲座当中刘教授对今年60周年的阅兵式叹为观止。这个问题是，您认为今年国庆大阅兵对今年经济复苏有什么影响?

刘 伟：一个大型活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要做比较精致的经济分析和测算，到底拉动了多少我说不准。我想说两条，我当时去了观礼台，我觉得很震撼，我很感动。一个国家的建设很多是一个精神方面的东西，这个大阅兵对中国人力量的展示、信心的鼓舞、精神的凝聚起到的作用恐怕不是货币能简单衡量的。

第二点，这么大的国家如果经济复苏寄希望于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很大，但是放到中国不大，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寄希望于一个阅兵式拉动的话，就像当年日本寄希望于皇太子结婚，(观众笑)我觉得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作用，实际货币方面的作用我就不敢高估。这个测算起来可能有难度，部队调动是不算钱的。

主持人黎棋：对国家影响可能不大，对北京的经济可能有影响，听说阅兵村光是补鞋的钉子就用了三吨，这些也是要钱的。

下面这个问题是，金融危机对大学生有什么影响?

今天现场有来了很多大学生，还有一位大学生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固定资产投资(比如住房方面)增长速度过快，对于这种矛盾宏观经济的选择是紧缩还是扩张了?

刘 伟：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现在我们大学本科生能对宏观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学生很勤奋，社会的关注度也很高。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较快，这是一个事实。刚刚其实提了好几个问题，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如住房)比较快，是这个结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总投资过快、总需求过快?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房屋建设增长过快，不一定意味着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它只是投资当中的一部分;投资需求过快不一定意味着总需求过快，因为它也只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所以要区别来看。中国房地产投资需求是不是增长过快?这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对未来20、30年的前景有信心，这个趋势我是相信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房地产作为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我认为是方兴未艾的，这个速度肯定是要加快，至于哪些更快、哪些低迷，还有待分析，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快。

第二，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房地产业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国家经济当中主导产业群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它的关联效应太强了，带动太强，能带动几十个部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都是这样的，房地产业都是主导产业当中优先，甚至是超前增长的部门。

第三，房地产优先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在中国大家可能不是关注生产而是消费需求这一块。我觉得要把问题分开看，中国的问题大，不是一个简单的观点可以解释的。中低收入层你的住房靠什么解决?你主要不是靠市场，因为中低收入层在市场当中是弱者，没有能力去市场买商品房，主要靠政府。一个社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低收入那里市场就失灵了，他没有能力对付市场的高价格，这里要靠政府解决。如果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这就需要道德解决，可能要通过社会慈善。低收入、贫困层住房可能需要非市场力量，比如说廉租屋等等，中国群体绝对量大的情况下，解决低收入的住房问题，我觉得主要指导思想最好不要放在帮助穷人买房。既然是贫苦层，首先要解决他住的尊严的保障，基本的、健康的、文明的生活居住条件的保障，所以要解决他的“住”，而不是解决他的“有”。我觉得这是要害!前段我们搞大量经济适用房卖给低收入者，你可以查一下真正买的人是不是低收入者?真正低收入者，你要解决他住的尊严，要使得“人有所居”，不一定“人人有房”不一定都能买得起房。长期就要使得低收入阶层慢慢壮大起来，脱离贫困。还有一个方面是市场解决，这个时候政府不是主要的，政府是维护市场秩序，你让市场价格稳定。我觉得复杂的问题不是说中国房地产业应不应当发展，中国房地产业的带动作用应该怎样，这个看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更敏感的是中国发展中的住房购买问题。

至于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有一系列带动作用之后，应不应当作为振兴的产业?

我们以前列了十大振兴行业，最后没有房地产，也有人提出疑问。我个人认为，如果房地产业在工业化加速当中能够成为主导产业群落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它通过市场完全可以茁壮成长，没有必要通过政策来扶持和振兴，在市场可以活的就可以让它去市场活。一个国家需要振兴的产业是国家长远需要、对国民经济影响重大、在现实当中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完全成长的才需要政府政策扶持，一旦需要政府政策扶持的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市场上完全适应的。如果房地产业能够适应市场，通过市场力量能够茁壮成长其实不需要把它列为政府政策振兴，它就能够活得好。

中国房地产业出问题，是因为纳入市场出问题，还是因为政府行政权力干预才问题，政府干预越少没准儿房地产越茁壮，现在人家不干预你，你还让人家干预你，你以为干预的结果就好吗?我想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里面的潜台词我就一并讨论，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大家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了。

主持人黎棋：刚才刘教授这番话已经解决了很多提问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了，中国的房地产很怪，有商品房、廉租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不知道是市场还是政府在起作用了。

这里有一个股市方面的问题，他说，您两年前来珠海移动商务论坛时曾经说过当时“中国股票占中国的经济总量比例不大”，您现在对中国股市如何看待?

刘 伟：我说两年前不大，当然是基于04年的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其中有一个“中国工商企业直接融资来自股市的占中国工商企业经营型总资本形成总额的5%”。反推，中国工商企业的资本额形成95%还是靠间接融资、靠银行，直接融资在市场影响大，但是融资作用不是很大，这个我是基于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

我没做过股市，我从来没有买卖过股票，因为我做的专业和股票关系不大，我没有实际的任何感受，可能谈的就超脱了一点。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最大的不明白是“利令智昏”，做的人基本都不明白，所以老问不做的，可我这不做的又不懂。所以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中国的股市就处在这种混乱状况。做的人昏，不做的人不懂，还搞在一块儿，这个要靠大家去体会，我的确说不清楚。

主持人黎棋：还是那句话，“股市没有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还一个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里有一个问题，今年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项目启动，你认为该项目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而这个政策有遇冷的尴尬，你有什么看法?

刘 伟：遇冷的尴尬是正常的，不遇冷反而不正常。因为一个货币要变成国际结算货币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它背后要有一系列国家本身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全球经济互动的变化，所以我们说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但是要把人民币提升到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成为结算货币的地位，恐怕路途还相当相当遥远。我们还不是自由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我们的货币和中国的国力都还连在一起的，所以推出以后遇冷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说明人民币真的开始走向世界了，这也是我们国家整个经济走向世界开放和被世界承认我们开始强大的一个重要迹象。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对这个鼓舞大家要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的、务实的态度，它不是那种空想化的浪漫。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是还有一个很遥远的过程，所谓遇冷是正常的，只是和我们脑子里面过去的期望值相比，反差比较大，这个情况很正常。

主持人黎棋：虽然可能人民币“遇热”情况还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我们在国外看到“欢迎使用银联卡”的中文，感觉还是不错的，人民币还是很受欢迎的，虽然最后要用美元结算。

有一个问题，请问，通过这次经济危机，通过对美元货币储备的地位应该如何定位?您如何看待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提议说中国要推出中国金元券，和黄金挂钩重回金本位。你怎么看?

刘 伟：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元地位肯定有一个新的思考，各个国家也在普遍考虑。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周小川行长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建立“超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那就是能把世界各国储备货币摆脱单一美元，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风险不过多地集中在美国的财政政策变化上。这表明美元地位的削弱、美国国力的削弱，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对美国经济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动摇美元地位的根本。

但是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一旦形成了，改变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至少要求的时间非常长。英镑被美元替代是多少年啊?基本上是二战后的事情了。这个恐怕也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确实表明美国国力的下降和动摇，真要动摇美元的世界核心地位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多长时间还难以判断。

至于热钱进入中国怎么办?这个有很多原因。

中国政策上是吸引外资的国家，我们知道国际收支两个窗口，一个是经常项目(贸易)，一个是资本项目(资本流入、资本流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多收少支”，在贸易项目下是“多出口、少进口”，在资本项目是“多引进外资进来，资本少流出去”。在这种大的指导思想背景下，所谓热钱不热钱的进来就有政策背景，因为你整个是吸引外资，所以我们对热钱的态度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外资的态度。中国现在很尴尬、很微妙。

首先中国对外资的进入是不是要限制，不像过去那样鼓励引进。

第二中国引进外资是不是要在总量的基础上更加考虑结构，要挑挑拣拣了，而不是饥不择食。我们宏观政策上可以考虑，但是要落到地方政府马上进行博弈了，你珠海不要的外资他北海要啊。这个就麻烦了，中国对热钱大的态度主要还是在资本项下鼓励进，在制度设计各方面的安排很难做到细致、规范和全面，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和我们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如果说人民币不是自由货币，我们长期低估人民币，客观上人民币就有升值的经济层面和价格层面的压力，热钱进来就有动力，它赌你升值啊。热钱的进入和人民币的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可能要统一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货币本身层面，一个是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层面，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和态度变化与我们热钱的变化及方式有关。现在热钱进中国是客观的，我们了不起只是控制一下总量，流向都控制不住，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这热钱怎么来的。

现场提问：您今天说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目前要反失业、反衰退，这中间就我个人的体会，因为我兼过几家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国民经济GDP60%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吸纳就业最多的人也是民营企业。中央四万亿措施，结果基本上是铁路、公路、机场、能源项目，以及国企，尤其是国企占大部分，民营企业在这一块被边缘化了。现在国家一方面提倡和谐社会，但是国家各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层出不穷。

第二个，在产业政策上如何解决对民营企业“玻璃墙”的问题?

刘 伟：这是一个很好很要紧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我昨天来之前中央有关部委还给了我一个材料，要我提一个关于民营企业现在如何摆脱困境的研究报告思路的建议，我们最近搞了问卷，我还兼了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新一届的副会长。

第一个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很准确，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不是“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的，不属于中国，是中小企业就融资难，为什么?因为你小。道理很简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的，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世界共同原因(规模小、信誉低)以外，还有一个是原因是民营。中国的工商企业背后往往带有一个所有制问题，它是民营不是国营。而国外的中小企业背后没有一个制度差距，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所有制上性质是同构的，中国特殊，有一个制度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制度歧视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制度问题，从国家的基本制度、法律制度等等问题，我们今天不去谈，那是“肉食者谋之”，我们吃菜的人就说吃菜的人该琢磨的事。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个谈大了涉及到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作一个技术问题来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抵押问题、一个是担保问题。银行也是企业，我给你钱，你不解决抵押、担保问题，对我的企业也是不公平，也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刚刚这位先生特别提到四万亿的分配，假如四万亿就不投了，不管是铁路、交通、机场、港口等等的投入，目的不是扩大内需吗?假定这四万亿不投了，就把这四万亿拿出来建立一个民营企业担保基金，把这四万亿豁出去了，给民营企业做担保亏损之后的风险补贴和贴息，我撬动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可能是40万亿，十对一嘛，十单我亏一单，这样扩大内需的效果跟四万亿直接放下去干项目相比，哪个乘数效应大?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我们先不要说大的制度，国家要从基本宪法的基本制度考虑了。包括你刚说的“玻璃墙”是公平竞争和准入问题、机会均等问题、是否存在歧视问题，那个是一个大制度，不是一般的政策。现在就融资这个政策环境来说，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政府出力，因为民营企业在融资市场上是一个弱者，它的信誉低、抵押能力低，靠自身很难办。既然市场办不了，就需要政府办，政府不是国有企业的政府，政府是全社会的政府，政府是不是能够从财政和政策上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持融资市场(包括直接和间接融资)相对较弱的民营企业，可能比政府直接拿钱投资带来的效果更大。

要从这些方面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否则你光喊难，银行是企业它解决不了融资难的问题，可能需要政府介入采取一些办法。至于更广泛、更深刻的是个大问题，涉及到一些基本制度。

01年咱们广州著名的《羊城晚报》搞了一个专栏，请一批学者写某一个学科中国一百年最要紧的事，经济学这块当时请我写一篇文章“你认为百年来中国经济当中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我当时写的是“中国的民营资本问题”，我觉得它是新世纪在中国的希望。中国近百多年的近现代史真正缺的是资本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对外受帝国主义的迫害，对内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盘剥，它没有发展起来，使得中国在整个近现代史上资本化的进程严重受阻，所以它的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严重受阻。我始终认为到现在中国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什么时候资本真正成为资本，资本真正在市场上成为纯粹的力量，而不仰视于特权、不屈从于等级。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我当时写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算是学者的感慨，替代不了民营企业的饭碗。要说这个问题大，那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它作为技术层面讨论，融资就要政府出面给民办企业真正解决它的抵押困难和担保问题，可能更加现实。所以，我说咱们还是区分开，大有大的谈法，小有小的益处。

这位先生刚刚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准确的问题，可能解决起来挺费事的，从细节到大处要慢慢积累的，需要共同努力。

主持人黎棋：您说到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技术性解决方案，珠海已经推出了“四位一体”的解决方法，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您刚刚说的方法，就是政府出钱给它扩大担保、融资、贴息，已经在运作了，有机会可以跟您汇报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让刘教授给我们解答这些问题了。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教授带给我们的讲座!谢谢!

注：本文稿为讲座现场文字实录，未经主讲人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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